唐诗翻译研究：翻译理论、技巧、实践
本文围绕唐诗中的文化现象，通过分析其中的一些语言特点，对唐诗的翻译进行了初步探索。
众所周知，我国的诗到唐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唐诗作为中国诗歌的精华，反映了唐朝的经济、地理、政治及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不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珍宝，自然也为海内外人民所喜爱。然而，要使更多的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的外国读者所理解并接受唐诗，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更为细致的翻译。粗制滥造的翻译只能是对唐诗的亵渎。因此，抓住并掌握文化背景是翻译唐诗的第一步。文化是不会随时间而变化、消逝的。
本文的第一章，作者介绍了历来关于翻译的概念，并强调翻译是一种文化交流。随后是对翻译原则的讨论，这是和译文的目的及原文的风格紧密联系的。比如，在翻译科普读物或报告之类，忠实而准确地再现原文的原则就优先于其它方面；对于广告来说，充分体现商品的特征、调动人们购买欲望是关键；而对于文学作品，文采在译文中又尤为重要。就诗歌翻译而言，译者须全面考虑，有一个综合性的原则，其中文采、意境特别重要。因此，在翻译前首先要建立这样一个原则：确立翻译的目标。此外，本文还讨论了宏观翻译理论及微观翻译技巧。总的来说，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译者需要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传统上，直译和意译一直倍受青睐，但译者并不清楚应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要采用这两种方法。因为直译和意译只是强调了翻译后两种语言的表面变化而没有触及深层的结构及其它各因素间的关系。与此相反，异化与归化从目的论出发，将原文、译文、作者、译者、读者及其间文化因素一并考虑。这样一来，译者就容易弄清楚，为什么要这样翻译而不那样翻译了，或者说，译文是朝哪个方向运行，是偏重于原文还是偏重于读者。因此，异化与归化在翻译实践中有着重大意义。
本文第二章涉及了文化与翻译唐诗的关系。罗泊森曾说过：“文化包涵了人类社会所有的共享产品”，自然，唐诗也就属于文化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本文作者指出文化语言是不可分的，并引用Valdes的名言说“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又是语言的一部分，两者紧密结合，一旦分开，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都会失去其意义”(Valdes，1986：123)。因此，语言与文化是互为依靠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正是翻译起了重要作用，使二者有机结合，使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成为可能。
唐诗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民的生活及思想文化经验。众所周知，把诗歌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而将文化气息浓厚的唐诗翻译成英语就更不容易，译文不仅要有准确的理解，而且要有充足的表现力，保持与原文相近甚至相同的语言色彩，保持原文的生动活泼、简洁有效。而这正是不同文化交流的过程。
第二章还谈到了翻译中，尤其是翻译唐诗中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本文作者认为诗是可译的，但有一个界限，即可译度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卡特福特也曾说过“原文及原文中的词句多多少少都是可译的，而并非完全可译或完全不可译”(Catford，1980：93)。其间，文化背景，尤其是文化意象，必然对翻译方法和翻译标准有所制约。换言之，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同时存在的，只是体现在翻译的不同层面上。此外，可译性是逐渐发展的，随着读者理解力的增长，随着时间、空间、阅读对象及其它条件的改变，原来不可译、不好译的诗也会逐渐变得可译。只要译者很好地掌握了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对原诗字斟句酌，不断改进，译诗是可能的，并且很可能带来令人满意的译文。
第三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作者从语音、词汇、句法、篇章风格、文化意向、模糊性及误译等几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研究的具体方法，通过举例，详细阐述了如何更好地翻译唐诗。
许多译者认为唐诗中尤其明显的特征，也就是诗区别于其它文体的最大特征——押韵，可这一点在英译时又是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作者通过对比两种语言，指出情况未必如此。首先，西诗中的确有韵。第二，两种语言中都有大量的承载元音。第三，西诗中的头韵、中韵、尾韵与唐诗中的押韵相比要求不同。这就给译者留下了巨大的翻译空间，可能为译诗带来了良好的音效。然而，不同译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会带来不同的译文。正如梵祢尔说，任何行为都有其目的(Vermeer，1989：228)，那么翻译唐诗也不例外。虽然诗中的韵律非常重要，但这种韵律必须是在保证诗的内容不受损的基础之上获得。摆弄文字或者说改变译诗每句的最后一个词，使之相同或相似的韵脚，必需限制在内容允许的范围内。一首译诗徒有音韵而无原诗之意，那只能是又创作了一首诗，不能算是对唐诗的翻译，这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唐诗的精神。此外，汉语是声调语言。我们知道，唐诗格律比较复杂，而主要表现在平仄搭配上。同时，英语是一种语调语言。在西诗中，以抑扬格、抑抑扬格、强弱格为代表的轻重音是必不可少的。这使得译文读上去不仅有抑扬顿挫，轻重缓急，朗朗上口，而且意思流畅。在此对比的基础之上，作者引入了语素，即最小的音义结合体这一概念。在英语中，一个单词可能有不止一个语素构成，那么也就是说一个单词可能有多个音节，以至于英语中每一行的音节数难以一致，轻重音亦就难以一对一；与此相反，唐诗中的一个字不仅体现了一个语素或声音，而且代表了一个声调。这样一来，唐诗中一行有多少个字就有多少个声调，每一行字数相等，声调数也就相同，有利于保持平仄对应。通过分析，作者认为唐诗中的韵律是可译的，翻译后的功能对等在一般程度上也是可以达到的，但原诗的形态特点及美感会有所丢失，那么译诗读者就很难获得与原诗读者完全相同的反应，译者只能争取获得比较接近的效果。
在谈论翻译唐诗中的词汇时，作者把重点放在了那些具有深深的文化烙印的词语上，比如一些有关称谓文化、时间文化、地理文化、度量衡文化的词语及一些有文化色彩的固有词语。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文化沉淀后，原本在唐诗中有着特殊指示的词汇，如今多少有所不同了，甚至有些词的意义已迥然不同。我们需要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但无论归化还是异化都有其优点，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归化关心的是译文的流畅性；而异化关心的是译诗是否准确，是否在形式上也忠实于原诗，换言之，它更强调译诗是否已准确无误地再现原诗的形式与内容。关于文化词的翻译，作者比较赞同纽马克的添加注解的方法。
英汉两种语言在句法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王力先生曾尖锐地指出：“西洋语是法制的，中国语是人制的”(ShenXiaolong，1990：141)汉语结构是由各个部分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没有丝毫痕迹。具体来说，汉语强调意合，是一种隐性衔接，而英语强调形合，是一种显性衔接；汉语强调感受意义，而英语强调逻辑分析，也就是说，汉语的句子结构是通过语义连接的，而在英语中是通过句法连接的。这些在古汉语中尤为明显，在汉文化的其它方面也有突出表现。比如，我们将中国国画与西方油画相比时会发现，前者比后者更强调整体印象效果，而不太重视写实；在中国书法中，传统上亦有“笔断意连”“书未行而意先走”。汉语中的诗也有类似的模糊性原则，如：诗即要“若即若离”“诗无达诂”等。这就意味着对诗的理解要全面。在此，作者借用英语语法来分析唐诗的翻译，并得出结论，就唐诗语言的翻译而言，译者一方面要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也相当自由。译诗的结构究竟要不要完整，是采用归化法还是采用异化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对译诗的理解力和接受力。但正如文努蒂(Venuti)指出，有一点是肯定的，译者的阐释要符合原文文化背景。
在谈论语篇翻译时，作者举例说明了文学翻译中创造性活动的必要性。
Lowe11翻译的“Dancing”(《赠张云容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外，作者还介绍了双关语、比喻、借代等唐诗中主要修辞的翻译。
文化意象是唐诗中吸引人之处，那么如何翻译这些文化意象就成了本文的一个重点。意象是诗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广为接受的含有特定意味的艺术形象，因此是稳定的、不可替代的语义符号(陈炯，2001：143)。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人们对翻译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不再满足于译文语言的流畅、文辞的华丽，而是要求译文能再现原文的文化意象。唐诗作为中华文化的精华，读者对其在这方面的要求也就更高。否则，译文无论多漂亮，对于读者都是一种遗憾。因此，文化意象的翻译显得非常重要。为了更为清楚地说明如何翻译文化意象，作者引用三首诗中典型文化意象的几种译文提出了逐字翻译、异化法、音译加注、归化法加注、归化法、音译法等六种不同程度的可行方法。作者认为，虽然有时译者很难决定是翻译意思还是保留意象，但还是应相信读者逐渐增长的理解力，相信他们在国际交流日趋频繁的今天，比以往更能理解异国意象。
本文还讨论了在翻译中如何处理在古今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由于人们的不同理解而造成的意义模糊的词语，并提出了一些方法，如依靠原文，依据规范来解释或决定意义，详细阐述，必要时还可以将两种意义都翻译出来。最后作者从文化的角度谈了单复数、数词、时态、实词、虚词、词性以及由于删改增加而造成的误译，以期与读者共同进步。
唐诗的翻译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息息相关，并非易事，但很难离开归化法和异化法，译者或是从原文出发，或是从读者的角度出发，而在实践中这两者往往是互为补充的。
本文的第四章是对全文的总结。诗的翻译不再是语言的互换，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翻译方法更是取决于一定的上下文。只要译文能够提供有效的文化信息，能够在文字上为读者理解并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就应该被视为好的译文。只要译者能够掌握足够的语言知识、翻译技能，清楚地了解唐诗中的语言文化特点，就能比较成功地翻译唐诗，把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介绍给世界。
唐诗;翻译理论;文化翻译;文化交流
上海海事大学
硕士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王大伟
2004
中文
I046;I207.22
104
2007-08-07（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