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方剂学成就与特点研究（公元1368年～1644年）
方剂是中医临床防治疾病的主要形式和手段，集中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髓，是历代医家临床经验的结晶，反映了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治病特点。方剂学的起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某些成就与特点。
自古至今，人们对方剂的整理、发掘及创制都情有独钟。但或许因为方剂与方剂学的实用性太强，以致于人们反而忽略了对方剂和方剂学自身发展历史及方剂衍化情况的理性回顾。为此，深入发掘整理各个历史时期的方剂资料，理清方剂学学科发展的层次脉络，探求方剂学学术演变的自身特点，找寻方剂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比较稳定、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王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国家对文教卫生事业的重视，为医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科技进步，中外交流与频繁的战争又从不同角度推动着医学的发展。明代医学、药物学的进步以及金元时期方剂学取得的成就促进了明代方剂学在深度、广度上的继续发展。鉴于此，本文以明代方剂学发展为切入点，对此时期的方剂学成就与特点予以研究。
本文主体分为7个部分，即：方剂学分类体系的初步成熟、方剂命名的多样化、方剂组方配伍理论的新发展、通治方的发展与方剂加减化裁的新特点、各类特色新方的创制、明代制剂学的发展与方剂剂型的新特点、明代重要医方书的成就与特点。此外，本文对明代方剂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试图从外史与内史两个方面对明代方剂学的成就与特点进行分析，并对如何开展中医方剂学史研究提出了几点个人见解。
方剂学分类体系初步成熟
从方剂学分类体系而言，宋以前以病(证)统方的方剂归类虽然具有一定的临床适用性，但不能完成对日益增多的方剂的归合；《伤寒明理论》在中药“十剂”的基础上提出了方剂“制方之体”的概念，隐含了方剂类别的重要问题，却没有对方剂进行归类；宋金元时期部分医家开始注重从方剂学的角度出发探索方剂的分类，但从知识系统化来看，方剂在明以前基本上仍附属于临床各科或病证。
明代除继承前代的方剂分类法外，出现了按剂型及组成对方剂进行分类的方法，张介宾创立的“新方八阵”、“古方八阵”发展了功用分类法。这些分类法的共同特点，是开始致力于从方剂本身内部性质对方剂分类进行研究。同时，部分医家发现单独使用一种分类方法难以囊括众多的方剂，因而出现了将病因、病证、病位、剂型、功用等分类法加以综合对方剂进行分类的方法。这种简单的综合分类法的出现，是明代医家的大胆尝试，为清代汪昂《医方集解》(1682)所创综合分类法提供了思路。
方剂命名趋向多样化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随着方剂的产生，便出现了对方剂的命名。方名不仅可以起到区别方剂的作用，更是立方人思维方式及思想情感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方剂的内涵。
方剂之有方名，虽早见于《黄帝内经》，但以方名反映该方的功用主治、方旨大意以及医药学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化关系者当以张机《伤寒杂病论》为始。但仲景仅以证立方，并无方解，未能从理论和方剂的起源上系统解释方名的取义。金代成无己《伤寒明理论》选取《伤寒论》20方，加以方解，并对其中约半数之方的方名进行了诠释。
明代方书充栋，方剂数目繁多，其命名亦趋向多样化，概括起来，主要是从方剂的组成、功用、制法、用法、形态特点等角度命名，有些方名立意于宗教文化、哲学思想、典故传说等，并出现了综合命名的方法。
方剂组方理论继有发展
方剂是在辨证、辨病，确定立法的基础上，根据组方原则和结构，选择适宜药物组合而成的药方和制剂。药物的功用各有所长，也各有所偏，只有通过合理的配伍，调其偏胜，制其毒性，增强或改变其原来的功用，消除或缓解其对人体的不利因素，方可使各具特性的药物发挥综合作用，因而历代医家对于方剂的组方配伍理论非常重视。
明代方剂学组方配伍理论继有提高。一方面，药物配伍理论及方剂归经思想的出现推动了方剂组方配伍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金元医家对于传统组方理论的发挥为明代方剂组方配伍理论的提高奠定了基础。明代的方剂配伍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发展。首先，扩大了传统的君臣佐使原则、药性原则的内涵；其次，对前代极少涉及的阴阳五行配伍原则、标本原则的阐释与应用做了有益探索；再次，在明代方剂的配伍中可以发现综合原则被大量使用的情况，亦即在一首方剂的配伍中，同时应用两种甚至三种配伍理论，为此时期方剂组方配伍理论发展的特点之一。
通治方的发展与方剂加减化裁的新特点
所谓通治方，即针对临床各科某一疾病的若干证候，或者针对许多疾病某一证候均能通治获效的方剂，是中医学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相结合的产物。通治方的历史久远，历代均有发展，并具有各自的特点。
明代的众多医书中出现了“通治方”的名称，有些著作虽未确切指明通治方，但内容上已经具备通治方的性质，体现了明代医家对通治方的重视。《太医院经验奇效良方大全》(1470)、《明医杂著》(1502)、《医学正传》(1515)、《简明医彀》(1629)、《慎柔五书》(1636)等医著中记载了较多专病通治方，并对专其涵义和效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
与前代相比，明代通治方具有药味简单、药性平和、容易加减使用等特点。在剂型方面，前代通治方往往制成丸、散成药，而明代通治方的显著特点是大多经过药物加减使用，故此时期的通治方既有丸、散成药，又有煎成汤、饮者。在继承方面，大多数药味庞杂的老方逐渐被淘汰，只有一些具有补益作用的方子被保存下来。明代通治方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扩大了传统通治方概念的外延，出现了专科通治方以及分经通治方。
明代方剂的加减化裁，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方面，由于方剂配伍理论的提高，许多医家都以专篇形式对方剂加减化裁进行理论探讨，如刘纯、李时珍、王良璨等。另一方面，明代在方剂加减化裁、衍化新方的水平上超过了前代，形式更加多样化，可归纳为随症加减、随因加减、随经加减、随四时加减、随六气加减5个方面。
各类特色新方的创制
“方从法出，法以统方”，明代临证各科在继承和总结前代医学的基础上继有发展，医家对疾病的认识不断加深，产生了新的治疗思路，直接指导临床遣方用药，一些新方应运而生。其中以张介宾的调补阴阳剂、缪希雍的调理脾胃剂、汪绮石的治虚劳方、吴有性的治疫方等尤具特色。此外，外科专方、妇科专方、儿科专方、眼科专方以及养生食疗方在此时期亦有所发展。
张介宾以调补阴阳的理论为指导，巧妙地运用了阴阳配伍的组方原则，创立了以左归饮、左归丸为代表的“育阴涵阳剂”及右归饮、右归丸为代表的“培阴育阳剂”。
缪希雍重视调理脾胃，创制的调理脾胃剂具有甘润清灵、兼顾脾肾的特点。自制资生丸、脾肾双补丸等方。缪氏的制方思想对清代方剂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以叶桂、吴澄对其尤为推崇。
汪绮石对阳虚为本之虚劳，提出甘温益气的大法，治以养心脾、固肾气为主，创制养心固本丸、还元丹、固本肾气丸等方。对于阴虚为本的虚劳，在治疗上强调以清金保肺为大法，创清金甘桔汤、清金甘桔汤第二方、胶菀清金汤、胶菀犀角汤、加味犀角地黄汤、清热养荣汤、百部清金汤等方。
吴有性对于温疫病的治疗颇有心得。温疫初期，创立达原饮，以开达膜原，辟秽化浊；表里分传时，予以自制三消饮；温疫后期，主张用清燥养营汤；对客邪交固于血脉所致之“主客交”，创三甲散治疗。其治疫方对后世温病方的形成有很大启发，如以梨汁、藕汁、蔗浆等治疗疫后阴伤成为吴瑭创制五汁饮、雪梨浆的范式；三甲散为后来三甲复脉汤等方的创制提供了思路；达原饮一方，后世多有发展，形成达原饮类方。
此外，明代陈实功创制的外科方、妇产科的生化汤、万全创制的小儿方、傅仁宇创制的眼科方、高濂与龚廷贤创制的食疗养生方等各有特色，均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临床方剂学的内容。
明代制剂学的发展与方剂剂型的新特点
明代制剂学的发展趋于成熟，其中以李时珍、缪希雍为代表的医家对于药物炮制理论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剂型的充实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切制饮片的大量应用，使得汤剂再次成为主要的剂型；明代医家对于煎药法与服药法非常重视，每多阐述，其中许多内容仍具有现实意义；李时珍、张介宾等医家从各自的学识与临床实践出发，对古方剂量予以详尽的考证。
明代方剂剂型在前代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与充实，其中《本草纲目》(1578)中所载剂型已达30余种，除注射剂、微囊剂、滴丸等，几乎囊括了现今应用的所有剂型，并且在加工技巧、外型美观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各种剂型的制备更加规范。
明代重要医方书的成就与特点
明代是中医方书编撰的繁荣时期，但通过对这些众多方书的考察发现，大抵继承、总结者多，发扬、创新者少。尽管如此，尚有不少方书的内容不容忽视，对推动方剂学的发展和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普济方》(1390)的出现标志着此时期方剂学研究在广度上的进步。《小青囊》(1573～1619)、《医方考》(1584)、《古方八阵》(1624)、《新方八阵》(1624)、《祖剂》(1640)等方书的出现表明明代中后期方剂学研究已逐步摆脱相对于疾病诊治的附属地位，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
总之，明代方剂学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均超过了前代，方剂学分类体系初步成熟、方剂学理论逐渐完善、各类方剂不断创新、方书数量稳步增长为此时期方剂学的主要成就；方剂命名多样化、方剂加减化裁形式多样化、注重方剂理论研究以及各类剂型的广泛应用，为此时期方剂学发展的主要特点。
明代;方剂学史;中药剂型;中医方书;辨证论治;《普济方》
中国中医科学院
博士
中医医史文献
朱建平
2006
中文
R-09;K248;R289
153
2007-05-23（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