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消渴病学术史研究
消渴病是中医常见的疾病名，临床以烦渴、多饮、多食、多尿、疲乏消瘦为典型症状。糖尿病属于中医“消渴病”的范畴。目前，糖尿病已成为仅次于恶性肿瘤和心血管疾病之后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努力探索和积极寻找治疗和控制糖尿病的理想方法和药物，已成为当今世界医学界亟待解决和攻克的重点课题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中医学就有消渴病的记载，在随后千百年的医疗实践中，历代医家对消渴病的认识不断深入，逐步形成了对本病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方面较为全面的认识。
笔者认为，古医籍中的消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消渴泛指以“口渴、多饮、多尿、多食”为主症的一类疾病，相当于现代医学的糖尿病、尿崩症、精神性多饮多尿、甲亢等多种疾病；狭义消渴指以“多饮、多食、多尿、消瘦、尿甜”为主要特征的疾病，包括了糖尿病中的一部分患者。临床上有一些糖尿病患者并无多饮多食等典型的消渴症状，但其血糖和尿糖均高于正常，有部分患者甚至不仅无消渴的典型症状，连尿糖检测也是阴性，只有血糖超过正常值，也已达到了糖尿病的诊断标准。这部分患者，按照中医辨证难以确诊为消渴，然而，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糖尿病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广义消渴不能等同于糖尿病，狭义消渴也只能概括糖尿病中的一部分病例。可见消渴与糖尿病两者存在着交叉关系，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而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狭义消渴。
近半个世纪以来，许多学者从病因病机、治则治法及遣方用药等方面对消渴病进行了大量研究。也有部分学者从疾病史和文献学角度对消渴病进行了研究。上述研究成果对本文有多方面启发和参考作用，但从总体来看，以往从疾病史角度进行的研究篇幅都不长，所依据的中医文献数量有限。而从文献学角度进行的研究，虽然在文献收集方面相对齐全一些，但对古代消渴病学术发展的规律与特点未能进行深入探讨。为了更好地总结古代消渴病学术发展规律，为目前中医药防治消渴病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提供借鉴，非常有必要从学术史角度进行深入研究。
学术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总结理性认识逐步深化、日趋真确与形成体系的发展历程，彰明各个历史时期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评析学术事业的社会影响与发展的方向”。因此，本研究本着历史研究的求真原则，将各阶段对消渴病的认识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尽可能地反映其原始面貌，清晰地勾画出两千多年来中医药防治消渴病学术的动态发展过程，探求其学术发展规律，以期从中发现一些目前临床上需要解决，古代中医学中业已存在，只是未被后人发掘或未被后人重视的理论与方法。此外，本研究还将在认真总结古代消渴病学术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现在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为目前中医药防治糖尿病研究的思路与方向提供借鉴，以更好地发挥中医药防治糖尿病的优势与特色。1先秦两汉：消渴病学术原创期
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对消渴病的认识还比较简单。这一时期既没有专门论述消渴的专著，也没有消渴专篇，但此期对消渴病的认识则是后世消渴病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渊源，为消渴病学术的原创期。
据甲骨文记载，在殷商时代，人们对22种疾病有了简单认识，其中有一种叫“尿病”。关于尿字，甲骨文作()，同溺字，这很可能是有关“消渴”的最早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思想发生了巨大变革，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学术气氛相当活跃。这一时期医学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尽管该时期存世医学著作相当有限，但人们对消渴的认识已有了很大发展。马王堆出土的我国现存最早古医书《五十二病方》中就有了消渴病症状的记载。而《黄帝内经》和《金匮要略》对消渴病的认识则更为全面。如《黄帝内经》不仅明确提出消渴病名，而且对消渴的临床症状、病因、治疗、预后、禁忌等方面的认识也有较多记载。其论述虽散在于十几个篇章中，然而颇为详尽，对后世医家的认识及治疗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黄帝内经》中已认识到过食肥甘可导致消渴病的发生与加重，这为后世消渴病预防及饮食疗法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金匮要略》则首创消渴病治疗方药——肾气丸。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张仲景已初步认识到痰湿、瘀血与消渴的发生有密切关系。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医史学家一般认为隋·巢元方是最早记载消渴病并发症的。但笔者认为张仲景不仅最早记载了消渴病并发症的医家，而且提出了有效的治法和方药。
2魏晋隋唐：消渴病学术进展期
魏晋时医学家多注重临床实践，学术思想活跃，各种创新不断出现。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相对稳定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医学的进步，医学理论进一步提高。因此，魏晋隋唐时期消渴病学术也进入了新阶段——进展期。
在病因病机方面，魏晋隋唐医家除了认为饮食不节，嗜酒贪杯为消渴发病的重要原因外，还提出了服石致消与阳虚致消说。这与此期道教长生成仙思想在社会各阶层产生的广泛影响、社会上掀起的服石之风有着密切关系。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以孝治天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有关“孝”的理论和实践都得到了空前发展。“孝”被奉为百行之首，人之常德，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当时就有君有病，臣尝其便溺，父母有病，子女尝其便溺的习惯。正是这种尝“便溺”的“孝行”在客观上促进了消渴病诊断经验的积累，发现了消渴病患者尿甜的特点。《古今录验方》关于消渴病尿甜的论述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有关消渴病人小便发甜的记载，使消渴病诊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消渴病治疗也较前有了极大进步。第一，治疗消渴病的方药越来越多，既有针对主症的，又有针对并发症的；第二，药物种类越来越丰富，除了栝楼、黄连等清热滋阴药物外，铅丹、胡粉等丹药也被广泛用来治疗消渴病。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此期医家已经认识到消渴病患者除了采取药物疗法外，还应配合饮食疗法、运动疗法等非药物疗法方可取得理想疗效，这一认识在消渴病治疗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3五代辽宋：消渴病学术积淀期
宋代统治阶级对医学事业非常重视，政府出台许多扶植医学发展的政策，医生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国子监中设医学，涌现出了大量儒医。同时，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宋代医籍的刊印提供了重要条件。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宋代医籍得以大量印行。宋代官刻医书种类丰富且质量较高。受政府重视医学的影响，宋代文人编撰方书风气盛行，或整理家藏及个人秘方，或搜集民间验方，其中许多医籍中都涉及消渴病的内容。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有关消渴病文献得到了一次系统的整理，在学术层面上形成较深的积淀，消渴病学术由此也就进入了积淀期。
宋代一些大型官方医书如《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都载录了十分丰富的论治消渴病的理论与方药，其中在官修的《太平圣惠方》中有“三消论”一卷，首次明确提出“三消”一词，这为消渴病能够按照三消分型进行辨证论治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后世医家对消渴病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分型方法。宋代医家在重视经验继承与积累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寻求创新。如病因病机方面，宋代医家不仅认识到热毒在消渴病发病中的作用，而且对脾虚与消渴病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由于宋代更多的医家受“阴虚燥热”学说的影响，因此脾虚、热毒在消渴病发病中的作用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在消渴病治疗方面，与前代相比，宋代医家更注重辨证论治，这一原则既体现在药物治疗上，又体现在针灸治疗以及饮食疗法中。在消渴病的预后与调护方面，宋代医家则主要继承了隋唐医家的经验。
4金元：消渴病学术争鸣期
金元时期是医学发展史上相对特殊的一个时期。清代《四库全书提要》中提出“医家之门户分于金元”，是指在这一时期内，医学领域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学术派别及空前活跃的学术争鸣。金元医学争鸣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被后人誉为“金元四大家”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丹溪。他们对前人的医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消渴病学术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刘完素不仅确立了比较完善的三焦分证辨治消渴的理法，还不受阴虚燥热论的束缚，创造性地提出了全新的燥热怫郁之说。他还特别反对滥用温药治疗消渴，根据“肾本寒，虚则热”理论，从心、肾关系失调的角度，阐述了消渴的病机，提出寒凉养肾的治法。但他并不将使用寒凉作为消渴病的唯一治法，而是较为全面地总结了消渴病的治则——补肾水阴寒之虚，而泻心火阳热之实，除肠胃燥热之甚，济人身津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结，津液生而不枯，气血利而不涩，则病日已矣。张从正则提出了“三消当从火断”的学术观点，治疗方面主张调下并用、护治结合。他还认识到消渴病发生与生活方式有关，并初步认识到了消渴病的传变规律。他提出的消渴病患者宜低盐饮食的主张也非常具有实际指导意义。李杲强调脾胃在消渴病发病中的作用，治疗时特别注重升发脾阳，擅长应用升麻、柴胡、杏仁等药物；他还认为消渴病的发生与津血不足有关，在治疗时强调养血活血以润燥，擅长应用当归、红花等。朱丹溪对消渴病的论述充分体现了其学术特点，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是消渴病产生的内因，“相火妄动”为消渴病的发病诱因，“去欲生静”是预防消渴病和促进消渴病康复的重要手段。
5明清：消渴病学术提升期
金元医家学术争鸣之风的延续，对于明代医学理论进一步探讨、总结和提高，仍然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医生队伍中许多有识之士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他们继承前代成就，不断实践，及时总结，谋求医学发展与提高。清代尊经复古、繁琐考据之风盛行，医学也不例外。清代医学著作明显增多，关于消渴病的认识，医家们做了许多理论溯源等方面的工作。虽有一些医家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发挥，但勇于开拓创新之人也不是太多。因此，明清医家对消渴证治的认识多是金元时期学术思想的延续和提升。
消渴病;糖尿病;中医学术史;病因病机;遣方用药;中医药防治
中国中医科学院
博士
中医医史文献
梁峻
2006
中文
R255.4;R-09
123
2007-05-23（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