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学术与欧阳修散文
宋仁宗庆历时期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传统的以注疏、训诂为特征的“汉学”开始逐渐被以阐释“义理”为特征的“宋学”所取代。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批学者，创作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如范仲淹的《易义》、刘敞的《春秋权衡》、《春秋传》、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胡瑗的《周易口义》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诗本义》等。除此之外，他们还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表现出了与传统“汉学”不同的学术特征，如尊王攘夷的倾向、疑经改传、宗经复古、以人为本、创新求奇、反对佛老、儒学的哲学化等，其中有的属于学术思想范畴，有的则属于学术风气领域，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庆历前后特有的学术氛围，我们称之为“庆历学术”。
庆历前后也是中国散文创作的丰收期，是宋代散文审美风格形成的重要阶段，欧阳修的散文创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学术的转型与散文创作的繁荣两者之间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他们必然有学理层面的关联。因此，探讨庆历学术与欧阳修散文之间的内在联系，论述学术--散文互动模式的存在，就成为本文论述的重点。
为了更好地论述庆历学术与欧阳修散文的关系，我们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重点论述了胡瑗、周敦颐、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在学术方面的创见，力争以点代面，凸现庆历学术在学术思想与学术风格等方面的特征，试图展现出欧阳修散文风格形成的大背景。
胡瑗、周敦颐、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虽都属于庆历学术的重要代表人物，但细绎之，他们也有区别。我们简单地把他们做一个分类，胡瑗、孙复、石介等人可归为一类，他们基本上对儒家经典执肯定态度，激烈地反对佛、老思想，用相对传统的方式阐释圣人经典的权威性，我们称他们三人为“儒学者”。具体而言，论述胡瑗对《周易》的怀疑和改正，用以证明庆历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疑经派”与“疑传派”的区分，庆历学人是对传统经典与传注整体的疑改，在学术创新上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孙复为发挥他“尊王”的学术思想，有意识地继承了《谷梁传》的传统，如进一步阐发其中的尊王思想、采用日月时例说经等，表现出了庆历学人加强中央集权、改变晚唐五代以来王权不振局面的强烈愿望；石介作为庆历学人中的激进者，对学术传承充满了忧患意识，并随时准备为捍卫圣人的经典而献身，他十分注重《周易》中物极必反和《春秋》中的“王道”思想，正代表了庆历学人宗经复古、求新求变的学术倾向，同时，也暴露出了他们在学术创新方面的不足。
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人是理学的先驱，致力于儒家经典的形而上学化，我们称之为“道学家”。因为儒学形而上学化与本论文论题关系较远，我们不拟重点讨论这方而的内容。但他们作为庆历学人中的成员，其学术思想及风尚也是庆历学术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周敦颐对“成圣之路”的探索、张载对道德践履方面的论述以及邵雍《春秋》学中表现出来的“权变”思想，代表了庆历学人重道德体系建构，心中充满“成圣”的愿望，这是欧阳修“圣贤情结”再发展的表现样态。
范仲淹、刘敞、李觏、欧阳修等人可归为一类，四人既是庆历学术卓越的代表者，同时，他们较前两类学者而言，又在散文创作的实践上取得了较大成就，我们称之为“能文者”。范仲淹是传统注疏温和的批评者，他的治学观念表现出“汉学”向“义理之学”过渡的特点，同时，范仲淹能从大处解经、不求小节的治经风格正为庆历学人所共有。刘敞治经以求新奇著称于时，但他也能注重探讨圣人本义，不废传注和训诂，是庆历学人即求创新又斥诡异学风的代表人物之一。李觏“以人为本”的学术思想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他从重民生、求平等、发挥主观能动性等方面，系统、深刻地阐述了这一思想，这是在北宋初期对“重人本”论题的深入探讨。欧阳修在《易》学、《诗经》学、《春秋》学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他是庆历学术的重要代表之一。
以上三类庆历学人治学虽有不同的侧重点，但他们都表现出了庆历学术的共同特色。简言之，有以下三个方面：宗经复古与怀疑传统相结合的治经理念；以人为本、经世致用的治经理想；创新求奇，摒弃诡异的治经风格。正是在这合力作用的大前提下，欧阳修散文才独具特色。
当然，我们知道，庆历学术并不直接等同于欧阳修的散文理论和散文创作，但毫无疑问，它们同属于人类高级的思维活动，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而在这心理基础中，又包括着可以互通的若干因素。就庆历学术与欧阳修散文理论和散文创作而言，欧阳修的“圣贤情结”是学术与散文互动的基础，再具体地分析，学术中经世致用、以人为本的思想，对欧阳修散文重实践、重人情的特点和迂徐含蓄的行文风格有一定影响；宗经复古的理念与欧阳修向圣贤学习简易的行文风格，作文求简易的特点密切相关；而怀疑传统的学术风气更是欧阳修在散文领域不迷信古人，勇于变革出新的原动力。另外，欧阳修对“道”的独特理解对他散文“重文采”等方面的影响较大。在本论文的第四章里，着重对以上五个问题展开论述，用以阐明学术与欧阳修散文之间的内在血脉联系。
在庆历学术的影响下，欧阳修追求圣人“简而有法”行文风格，而这种追求给欧阳修散文创作带来积极影响，他为达到行文简易传神的写作效果，不惜将一篇文章反复修改，如对《醉翁亭记》和《吉州学记》的修改，也正是这种努力，让他的大多数散文达到了繁与简统一的“自然”境界。求简易的作文法，在给欧阳修散文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对他的散文产生了不良的作用，表现在行文枯简、少感情和艺术性下降等方面。
欧阳修迂徐委备的文章风格也是来源于对圣人经典风格的学习和借鉴，在具体创作方法上则表现为大量运用“转折法”。所谓“转折法”，是为文章取得曲折顿挫的表达效果，作者对文章层次的安排的方法。它又可分为“明转法”和“暗转法”两类，“明转法”是指文章中转折的痕迹比较明显，读者一见便知，它其实是“转折法”中较为初级的阶段，如《与富文公书》等就是运用这种方法的典型代表。所谓“暗转法”，即在表面上看，文章浑然天成，有一气呵成的气韵美，其实是作者运用了“暗转法”，即以话题、情感等为线索自然转折，层层深入，表面虽不见痕迹，但内在有血脉相连。如果读者不认真体味，不能马上发现其中“血脉相连”，甚至产生误读，但待反复品读后，方觉其中味道，即如谢臻所言：“三剥其皮，乃得佳味。”欧阳修文章中如《醉翁亭记》、《有美堂记》等都是这方面的名篇。欧阳修含蓄多情的文风也与圣人经典密切相关，在具体创作方法上则表现为“配说法”的大量运用。所谓“配说法”，是指在写作文章时，为更好地表达文章主旨，传递情感，用其他相关的人物或景物作为“宾”来映衬行文，做到宾主结合，虚实相生。具体而言，有主动配说法，如《伐树记》；有被动配说法，如《释惟俨文集序》；有虚实相生法，如《送杨宾序》。在欧阳修散文中“转折法”和“配说法”经常被使用，我们称之为“六一模式”。“六一模式”是欧阳修对文章技巧精准把握的结果，是欧阳修远师六经，近取司马迁顿挫含情的写作笔法，并在此基础上整合创新的产物，它强化了文章含蓄多情、顿挫有致的特质，促成了平易婉转的宋文风格的形成。除此之外，圣人经典本身善用虚字的写作特点，也直接影响得到了欧阳修散文风格，正是由于欧阳修对散文中虚字较为成功的运用，才让他的散文形成了简易而迂徐的特色。
庆历学术对欧阳修散文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作为文学家的欧阳修也在用自己的散文影响着庆历学术，他的散文是直接参与学术论争的工具，除了著有《诗本义》、《新五代史》等专门学术著作以外，他还有《易或问》等多篇学术论文，对庆历学术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外，他的学术论文还有强烈的文学化倾向和从散文创作角度阐释学术问题等特点。本论文的第五章着重从微观角度阐释了庆历学术与欧阳修散文的互动关系。
在庆历学术与散文的互动中，欧阳修一直处于关键的“中心”位置，对中国散文的发展创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理学最终取代了以“义理”为特征的庆历学术，中国学术向更高层次迈进了一大步。这一变化对士人的文化心态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简言之，庆历学人文化心态相对保守，他们固守儒学阵地，拒不接受佛道等异质文化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缺少兼容并包的学术胸怀，不能吸收异质文化的长处，为己所用，直接导致了他们在学术创新方面的不足。在理学形成之时，相对而言，士大夫们的文化心态就变得通融而开阔，他们能兼取异质文化为我所用，表现出了对儒家文化的高度自信以及高远的学术眼光，这一文化心态的转变不但对中国学术发展意义重大，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散文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表现在思想深度、创作手法、理论高度等方面。本论文第六章重点论述了欧阳修散文与庆历学术互动的意义这方面问题，相信这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庆历学术与欧阳修散文互动的优势与不足。
四川大学
博士
中国古代文学
祝尚书
2008
中文
I207.62
264
2011-05-31（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