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
申圭植(1880-1922)是韩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独立运动家。他于1911年流亡到中国上海，1922年在上海辞世。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开展了丰富的救亡运动和复国运动，展现出杰出政治外交家和独立运动家的面貌。但在奔走革命的同时，他也留下了诸多文学文本，特别是在长达十一年的中国流亡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跨国体验，包含中国革命体验、韩国独立运动体验、人际交流体验和离散生活体验等，这些体验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申圭植的文学体现出优秀的汉文水平和高超的文学造诣，书写着多样的跨国体验，更包含着丰富的情绪、思想和意识世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学界历来的研究，大都仅将申圭植视作一个独立志士，并未对其文本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文学迄今未能得到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从文学和思想层面入手，综合使用“跨界”、“离散”、“身份认同”等后殖民批判理论、新历史主义、比较文学形象学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具体阐述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其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 申圭植有着丰富的思想，并富于实践精神。他的思想指导着实践，并在实践的反作用下不断升华。在中国体验的影响下，国内时期便萌芽的民族意识发展成明确的抗日路线;对自由、民权朦胧的憧憬发展成为明确的近代国家意识;尚武意识和对国际局势的关注升华为外交武力融合的执政理念;对中国的关注、对辛亥革命的肯定及民族大同思想逐步发展成为中韩联合意识并进而发展成为国际联合意识。在这些思想意识的指导下，申圭植在流亡中国期间，以中韩联合和世界联合为策略，以民主共和制为复国政治理念，以大同思想为基础，充分利用国际局势、民族自决思潮和舆论宣传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韩国独立运动，构建了中韩革命联合的平台，培养了大批韩国爱国青年，并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创建及获取孙中山护法政府的承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上海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开拓者和中韩革命联合的奠基人。可以说，中国体验使其由一个普通的民族独立斗士成长为反殖民的时代先驱。但是，也注意到其思想表现出过分依赖中国革命派及国际援助、未能重视和发动群众、因没有明确的革命指导思想而未能制止韩人内部各派间的斗争等局限性。 申圭植丰富的中国体验促成了其文学中的书写和想象，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首先，申圭植广泛结交中国革命党人、加入革命文学组织南社，并创办了中文周报《震坛》，为中韩交流创造了阵地，这些跨界交流体验促成了其与中国革命先驱和进步文人间的文学交流。这种文学交流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以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革命为主要话题，促进了中韩两国抗日话语和民族话语的构建，从而有力推动了共同话语和相互认知的发展;第二，申圭植对辛亥革命的认同和反日意识是双方交流的发展机制，从而实现了生成性对话模式;第三，双方都通过对对方的书写来进行自我观照，从而对本国的国家命运和革命前途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第四，双向跨界叙事推动了各自文学的发展。 其次，申圭植在跨界空间里经历的政治体验和革命体验对其中国认识和文学书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资产阶级革命视作中国乃至亚洲的唯一前途，认为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卖国，由此产生了近代国家意识，并产生了中韩联合乃至国际联合意识以及世界和平认识。在其中国书写和文学想象中，他鼓吹辛亥革命，塑造了一系列中国革命志士的形象，批判封建专制以及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腐败无能及卖国行为。此外，他积极论述中韩关系的重要性、中韩合作的必要性、韩国独立之于中国、日本、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的意义，使其文学也呈现出强烈的政论性，体现出政治外交家的独特面貌。但这种中国想象带有一定的乌托邦特点。 再次，申圭植的跨界是伴随着流亡开始的，离散生活体验是其跨界体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离散生活体验使他感受到深深的乡愁和亡国之恨，这些苦闷促使他对日本的侵略本质及韩国的亡国原因等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并形成了明确的民族主体意识。此外，离散体验使得他有了更深刻的民族文化认知，对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身份也有了新的思索。他在文学中表达着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诉说着亡国苦痛，尖锐地揭露并批判日本侵略的掠夺性和欺骗性，呼吁民族主体——“大韩之魂”即民族精神，刻画了一系列民族英雄和独立斗士的伟大形象。同时，他积极宣传民族历史和文化，强调民族历史的再书写，并通过对大倧教等民族精神象征的书写和宣扬来坚定地守护自己的民族身份。 可以说，申圭植的跨国体验对其文学创作存在着明确的影响关系。交流体验促成了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志士的书写，并进而促成了中韩近代文人的生成性互动和相互认知;政治外交和革命体验，促使他形成了对中国、东亚及近代文明的认识和文学中的中国想象;离散体验和民族体验使其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作品中不仅表现出离散带来的愁和恨，更显示出对民族精神的赞扬和自身的民族认同感。 统观申圭植的文学，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跨界性，即抗日的跨界性、民族想象的跨界性和语言的跨界性;第二，主体性，即民族主体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这些主体意识均是殖民语境和流亡空间中的集体无意识之表现;第三，文化身份认同的混融性。申圭植在离散体验中遭遇身份认同的危机和焦虑，面对焦虑，他一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宣扬来坚守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又以中韩联合的策略参与到中国革命中去，对中国文化和革命产生了认同，从而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进行了一定的重构，体现出混融性特征;第四，政论性。申圭植的文学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水准，但其文学的基调是坚定的抗日意识和民族使命感，因此其文学中充满着革命、抗日、救亡、中韩联合等富于时代感的政治话语和革命话语，体现出政治美学功能，展现出革命文人的独特面貌。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定位申圭植及其文学。第一，申圭植文学是韩国抗日文学、韩国近代汉文学、韩国域外离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韩国文学之瑰宝，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第二，在中韩交流历史转型和价值重建的新时期，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先驱广泛交流，构建中韩革命联合的开端，开创了中韩人文交流的新局面，在这一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二十世纪中韩关系的奠基者。第三，申圭植凭借敏锐的时代意识和国际意识，在近代东亚复杂的时局中，把握住了时代要求，表现出坚决的抗日意识，看到中韩合作是二十世纪中韩两国共同的历史选择，他的抗日意识、中国认识、东亚认识乃至世界和平认识体现出时代自觉和东亚文化自觉，在东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申圭植的中国体验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不仅对于全面客观地还原申圭植这一历史人物的综合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韩国汉文学研究、韩国抗日文学研究乃至中韩近代人文交流研究也都有重要的意义。希望本文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促进当下中韩交流与对话以及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
韩国;近代文学;申圭植;艺术创作;中国体验
山东大学
博士
亚非语言文学
牛林杰;金柄珉
2020
中文
I312.606.4
2020-10-16（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