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常因革礼》研究
由于五礼分布分散，结构与功能不能划一，形成了礼制史研究的困境，因而讨论礼典，遂成为认识一代礼制的逻辑起点。就此，本文选择《太常因革礼》为论题。对北宋而言，欧阳修主持纂修的《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今存八十三卷），记载北宋前四朝礼制沿革的情况，其体系的完整、结构的严密以及资料的一手及独有等特性，使其成为认识北宋礼制史的第一重要文献。 《太常因革礼》于宋仁宗嘉祜初提出纂修动议，六年始修，当时处在仁宗患病倦勤、宰臣与部分朝臣推动政务整顿之际，礼书的编修，就是一系列政务整顿的一个环节。欧阳修的门人姚嗣与苏洵承担了实际编修的任务，并于宋英宗治平二年九月书成奏上。由未曾实际接触过朝廷礼制运转的儒生来接手礼典修撰，二人“更立新体”，这本身就是嘉祜时期士大夫变革精神的体现。 《太常因革礼》共分为个大部分，含一百八十四门，即一百八十四各礼仪项目，全书按照传统“五礼”排列。八个大部分各自的礼目排列方式各不相同，就现存篇卷内容考察，共有五种安排方式。其书全数为征引各种官方文本而修成。被征引的这些文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礼院系统的礼书、仪注、档案等，二是礼院系统外的会要、实录等史书，以及其他部门所掌官书。这些文本，目前大都不传，通过这些考察，即可探知相关官书文本的性质、分布及其与《太常因革礼》的关系。就此可知《太常因革礼》是为中晚唐以来官修礼书一种因革为体、案牍为用的集大成之书，此后礼书即向修撰典礼为“一朝定制”的方向发展;乃是宋神宗元丰礼制改革前，标志中唐以来礼书修撰传统终结的作品。 《太常因革礼》的收录内容是选择性的，藉此可知宋代官僚系统的实际运行情况与礼典内容的配合程度，以及宋仁宗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与士大夫政治理念在礼制方面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礼典并未将礼司所掌全部纳入，而是将一部分礼书纂修传统中皆不予载录的（帝后凶丧之礼）、技术性的因素如雅乐类无关部分，以及与宋代朝廷的、特别是仁宗朝政治理念相悖的部分礼仪摒除在外。而这些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治理念，尽管同时体现于礼典的修撰，但却并不是同时产生的，而是经由叠加累积而形成的。 《太常因革礼》的《新礼》与《庙议》部分，是最能够体现宋代礼制与前代变化的部分。那么这种变化是怎样实现的？新礼礼仪设计原理，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依据旧礼的规格仿行，或是直接增添门目，其二将不同旧礼的环节拆解，而后进行拼装组合，形成新的礼仪。从这两种方式来看，都与前代旧礼有莫大的关联。就此而言，在礼制内寻找所谓“唐宋变革”的印证，恐怕并不能得到确切的认知。 礼乐为专门之学，新的礼仪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制礼人物，故礼仪本身的角度之外，还可以从制礼人物的面相，考察宋初三朝相关人物，进而可知北宋礼制沿革的大致特色，宋太祖时制礼作乐，主要依靠五代旧臣，规模与考究程度相对较低。从太宗朝开始大规模吸收南方十国儒臣进入中央，礼制成为集中体现南方文化北传的领域，如集议之制等，至真宗时这一脉络遂发展出天书封禅等神道设教之礼。就此而言，理解宋真宗的大兴礼乐，由于澶渊之盟的刺激而成立的“冲击-反应”模式，并非唯一有效的解释。 北宋的宗庙礼制，主要问题在于后妃如何祔庙，从后妃祔庙问题，可以观察体现于礼制方面的制度空间。士大夫限制君权说，并不能有效地解释君臣双方在礼制上的行为。观察北宋的后妃祔庙问题，可知皇帝实与士大夫处于共同的制度空间之中，在礼制领域，皇帝并非只是掌握权势而自外于礼法之外者，在很大程度上皇帝恰恰也是这一制度空间的建设者与维护者。宋代政治较其他朝代而言，文明理性的程度都是比较高的，这一情况业已形成宋史研究者的基本共识。而其形成，并不完全有赖于士大夫的规训，而体现于礼制方面的，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皇权的主动选择。
礼制;《太常因革礼》;南方文化;唐宋时期
山东大学
博士
中国古代史
王育济
2015
中文
K892.96
174
2015-09-25（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