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亨培克与胡佛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29-1933)
斯坦利·亨培克，1928年到1937年担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对华决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问题的专家，亨培克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他曾在中国生活四年，深切关注中国的状况，并以此来修正自己的对华政策。1929年到1933年，美国国内面临经济危机，一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亨培克凭借他在处理中国事务上的经验和中国通的学识，长期执掌远东司，斡旋远东局势的变幻。亨培克坚守美国国家利益，他的政策建议多次得到总统和国务卿的青睐。因此，本文以斯坦利·亨培克为切入点，通过论述他在1929年到1933年间担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时的政策作为，研究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从亨培克的政策经历透视整个30年代上半期美国对华政策乃至美国远东政策的方向。
亨培克的门户开放思想是他对华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在他思想初步形成的阶段，他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基石，应该充分承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各国在中国问题上相互合作。他对中国充满复杂的情绪，一方面，他陶醉于中国古老的文化，对中国现状抱有同情，希望可以帮助中国获得民族自由。另一方面，他切身感受过中国的混乱与暴动，对中国的民众和社会存在种族间的偏见。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不断扩大，他的思想重心发生转移，不再坚持理想化的门户开放政策，转而认为中国的民族浪潮是美国保持在华利益和均势政策的最大威胁。
亨培克的中国观是他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从亨培克对中美法权交涉这一事件的处理中就可以明显看出。作为负责人的亨培克并没有积极促进会谈，而是以一种无所作为的姿态敷衍中国，他不了解中国人民的正义诉求，反而加深了对中国的偏见。他对中国人力图摆脱“不平等条约”所做的努力抱怀疑的态度，因为这些条约保证了美国和其他各国在中国的种种特权。最终因为他的这种消极拖延的政策导致中美谈判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法权交涉进行之时，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亨培克转而处理满洲危机，他的态度彻底陷入了消极。他与史汀生保持一致，选择了谨慎温和的政策，避免美国过多的涉入中日冲突之中。面对日本的军事侵略，他比以前更加担心美国的利益和安全，并没有做出有效的反应，就连道德谴责的勇气也荡然无存。但是随着态势的不断扩大和国际联盟的干预，亨培克表现出了必要的谨慎，他审时度势，适时调整美国的对华政策。他提出了许多缓和危机的建议，包括依靠国联、中日谈判、经济制裁日本、美英合作、加强美国海军力量等等，这些建议都不同程度的得到了当权者的回应。但是在具体实施中，亨培克却表现的相当消极，他反对美国加入国联、反对援引国际条约，要求美国静候国联的举措。他对史汀生不承认主义照会的修改是他最有建设性的意见，亨培克预见到了形势发展，为美国的政策留有了很大的余地。
满洲危机之后，亨培克的政策回归现实，奉行“从中国放手”的政策，反对美国援助中国，同时加强海军力量，但是这些并没有挽回过去远东的局势。当亨培克意识到战争无法避免时，他开始转向中国，建议美国利用中国来限制日本，然而这已经太迟了，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标志着长期以来亨培克政策的失败，同时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
因此，纵观亨培克对中国的思想变化以及他在担任远东司司长十年内对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力。
斯坦利·亨培克;胡佛时期;中国观;中美法权交涉;满洲危机;中美关系
浙江师范大学
硕士
世界史
赵志辉
2012
中文
D871.2;D829.712
148
2012-11-30（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