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视野下的中国知识界外交思想研究——1931-1945
抗日战争的胜利与当时中国人的外交思想及制定适时的外交策略与行动有极大的关系。本文以抗日战争时期知识界的外交思想为研究对象,并将其置于二十世纪初年以来中国人外交观念的嬗变及行动中去考察。通过对诸个案的详细的解剖,揭示了在临外敌入侵、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国族意识增强、与世界交往的增多的背景下,知识界的外交思想以救亡为主旋律的时代特色及极富预测性的特征；显示出中国人以抗日战争为契机,为彻底结束中国被列强欺凌百年的历史,在外交观念上逐渐变得成熟起来。抗战后期,当救亡的外交目标基本达成后,他们又适时地提出了关于战后中国外交的构想：通过建立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与世界各国合作、互助,共同维护战后世界的和平与秩序的稳定；共同促进战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体现了中国人对国际社会发展趋势认知水平的提高、立足于世界而生存的观念的增强。关于战后中国的外交构想,为战后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提供了思维与行动的框架,至今还有其指导的意义。由于职业的特点,他们提出的外交思想,上可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下可引导国民的外交舆情、行动,对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提出的外交思想是抗战时期中国人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章内容简述如下：
第一章《二十世纪早期中国人的外交观》。通过对20世纪早期中国政府、国人的外交行动、学者研究近代外交史的史观三个层面,揭示出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人的外交观念主要是从自身的角度考虑,通过废约与修约的方式,达到与列强处于平等的国际地位为特点。以此观照出“九一八事变”之后因外敌的入侵中国人的外交观念与此有明显的差异的时代特色与进步。
第二章《学政复合体人士的外交思想及其实践》。通过对由学入政者胡适、蒋廷黻个案的详细研究,揭示出他们基于对国家民族前途考虑,针对“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提出批评与建议。此时他们考虑中国的外交问题,已经非常注意知己知彼,并建议政府以此为制定外交政策的基础。他们的外交思想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与特色。
第三章《媒体人的外交思想》。张季鸾、王芸生是职业报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自觉地将报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均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自觉地将知识贡献于国族,救民族于危亡。针对中国外交问题发表了大量的主张。他们的主张理性、客观,对中日战争发展的趋势、国际政局演变的趋势均有准确的判断。他们的外交言论对政府及国民的外交舆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四章《顾维钧的外交思想》。顾维钧以职业外交家的身份,对中国战时的外交问题贡献了许多思想。他提出的外交思想直达政府高层,对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五章《结论》。立足于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及外交观念的变化,以抗日战争时期知识界的外交思想为研究对象,探寻中国人外交观念因“九一八事变”而嬗变的历程。旨在揭示：(1)知识界的外交思想是抗战时期中国人外交思想的一部分,同样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2)经抗日战争,中国人的外交观念逐渐成熟起来,尤其是二战后期对战后中国外交“和平”与“发展”的构想,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中国史学;外交思想;外交策略;外交观念
华东师范大学
博士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朱政惠
2008
中文
K092;D829
180
2009-02-23（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