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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7666/d.w1656439

乡村组织与治理体制变迁(1949-2000)

尚娅
同济大学;同济大学文法学院
引用
无论是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挖掘制度安排和制度选择的激励因素,还是从 历史角度考量制度变迁的动因,都不能单纯从实证中寻找答案。因此,借用新 制度主义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对1949-2000年中国乡村的治理方式做一番历时 性的同类比较,对分析中国乡村的现状和探索乡村的未来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在尽可能地收集史料和充分了解与掌握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历史 脉络梳理1949年后中国乡村在制度变迁中的非均衡因素和稳定性基质。 在展现乡村政治运行特征的过程中,作者发现存在国家、乡村政权(乡村干 部)和农民三者的互动关系及平衡机制。作者认为,乡村政治实际上就是作为有 着各自利益偏好和行为选择的国家(主要指中央政权)、乡村政权(乡村干部)和 村民三个能动主体的博弈过程。在博弈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在现代化和建 构社会主义秩序的双重目标下,不断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造和建设,以便更多地 提取乡村的物质资源,并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对乡村社会进行重构。但 是,由于无法有效地控制基层政权的自利化倾向,国家政权建设在基层却常常 是失败的,它只是基层既得利益者扩大和维护利益的策略资源;基层政权在完 成国家目标时,也以国家的名义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国家在要求其完成国 家税收时,并没有对其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他们往往利用官方名义使其独有 规则合法化。国家整合能力的不足致使有效的制度安排无法通达于乡村,导致 乡村社会和农民并不能享受有效制度安排的实际效用。因此,尽管国家反复宣 传新秩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农民也难以从根本上认同这种改造,乡村的抵制、 背离倾向始终存在。未来乡村治理体制变迁的推进与国家政权建设高度关联。 在乡村治理体制的变迁过程中,需要上层国家权力与基层民众形成合力,只有 这样才能有效地推进乡村基层政权公共化。 关键词:现代化,制度变迁,国家政权建设,政治主体,博弈

同济大学;同济大学文法学院

硕士

政治学

孙荣

2006

中文

D625

50

2010-06-30(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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