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营形式变迁的阶层动力——以2007年以来皖南萍镇为例
本文以皖南一个乡镇为田野研究单位，以该镇近年来农业经营形式的变迁为研究对象，在呈现萍镇农业经营形式多元化的基础上，试图理解农业经营形式变迁的路径和动力机制问题。 如同很多农业型乡镇一样，皖南萍镇是一个劳动力流失较多的农业型乡镇，传统的小农经济在劳动力外流的情况下，自发的土地流转颇为常见。以大型涉农项目为契机，萍镇小农农场生产体系开始发生变化，原本细碎、零散的地块，开始被“田成块、路相连、渠相同、林成网、旱能灌、涝能排，具备适度规模经营条件的现代农田”所代替。2007年，萍镇的农业经营形式开始转型，传统的小农为主体的小农农场开始分化为小农农场、家庭农场和资本型农场三种完全不同的农业经营形式。 研究发现，效率并非新型经营形式兴起的根本原因。在政府的干预下，以项目下乡为契机，借助社会资本的力量，萍镇快速形成了规模较大的资本型农场。尽管，大农场存在雇工的结构性困境，但是大户借助政策支持，几乎绑架政府的方式能够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发展。农村经济精英的形成，构成了资本型农场形成的社会基础。利用组织优势，家庭农场在萍镇获得了政府支持，在生产率上表现为，较高的土地生产率和颇高的劳动生产率，成为了萍镇未来发展重要农业经营形式。这种经营形式满足了农村中间阶层需要，同时也排斥了社会底层。最后，低劳动生产率的小农农场由于资本投入小，土地产出率高，极大程度的满足了社会底层的需求，因此在萍镇得以持续存在。 如若从生产效率的考虑，家庭农场在土地和劳动生产率上均高，是一种具有适度规模效益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但是，农业生产形式演化的路径并不是“组织”决定的。在实践层面，我们发现，农业经营形式变迁的路径具有“嵌入”特征。 农业经营形式演变中的嵌入性表现在，农业经营形式并非完全由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决定，也并非组织效率的优胜劣汰，而是深深地嵌入农村社会结构中。萍镇农业经营形式的多元化与农民的分化、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因素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日益加大，农民分化为不同的职业群体，职业上的农民开始向身份意义上的农民转化。由于农民市场机会不同，不同的农民在经济资源上的拥有量就不同，因此对农业经营形式具有不同的偏好。 从阶层结构的角度讲，农村社会已经被分化为具有不同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三个层级。在政府的干预下，资本型农场得以产生，精英们的合谋成为了资本型农场兴起和持续的根本性动力。一方面，资本型农场满足了经济精英对于资本利润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同时满足了政治精英以推动现代农业的目的。其次，中间阶层由于具有市场化的劳动力资源，主动放弃小规模生产方式，通过其他方式增加收入。不过，以政府推动土地流转为契机，家庭农场的兴起却满足了农村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同时，农村中间阶层所具有的资源禀赋——劳动力和资金积累也满足了这种农业经营形式的需要。最后，以老人为代表的农村社会底层，由于缺少市场就业机会，小农农场的生产方式不仅满足了该阶层的基本生活需求，还支撑起了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经济，因此，小农农场尽管劳动生产率低，生产方式粗放，却会长期存在。 本文发现，在农业经营形式变迁的路径上，并不如经典作家所分析的，农业经营形式变迁的路径是单一的。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农业经营形式的变迁具有多元化特征。在农业经营效率上，各种农业经营形式有所不同，但是并不排除他们之间的共存。本文得出，由于农业的嵌入性，阶层农业决定了我们将在很长时期内是多元化农业经营形式并存的状态。
农业经营形式;资本型农场;家庭农场;土地流转
华中科技大学
博士
社会学
吴毅
2015
中文
F324.1
264
2016-05-04（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