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游”与梁启超思想转向
在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过程中，西方因其现代化的高度发展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脑海中理想化的镜像。作为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梁启超一直孜孜不倦探索出路，思想历经数次革新与转变。梁启超在“欧游”之后，进入了思想定型的最后阶段，因此“欧游”是他思想转向的关键点。本文采取“历史还原法”，将梁启超放置在一战前后的世界局势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考察，窥探其政治选择和文化选择背后的动因，从而了解他如何转向文化教育事业，即如何从一名政治家到一名大学教师。 在“欧游”以前，梁启超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的国家”而强调政党政治。政党政治的运行需要依靠“中间阶级”，即人才来引领民众实现政治理想，这一想法显示了他“精英主义”的思想。在“欧游”过程中，梁启超在思想上有巨大的突破。首先，他意识到欧洲美好表象下的贫富差距问题，发现西方物质文明的偏颇；其次，他受到“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批判“科学万能论”；最后，他意识到巴黎和会是一个分赃会议，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本质有进一步认识。这一切都使他颠覆了脑海中的欧洲形象，不再怀着自卑的心态向西方学习，转投中国传统文化的怀抱。可以说，“欧游”实际上是梁启超的“游学”过程。梁启超在“欧游”以后，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倡导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最终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启国学研究，学者身份得以建构。清华大学因其成立背景带有“文化殖民”色彩，而梁启超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倡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视为“反殖民文化心理”的体现，有助于洗去清华大学的屈辱。双方呈现了一种“双向建构”的关系。他在开启国学研究时，提倡学问的“独立价值”，认为学问“独立”是政治与社会“独立”的基础。所谓学问的“独立价值”，是指学问对人类的贡献有所增益。这一想法显示了经世致用一直是梁启超的内在思路。基于此，本文认为“欧游”在梁启超从政治生涯到文化教育事业的转变中起了极大的刺激作用。
梁启超;欧游;思想转向;文化教育事业;社会环境
上海师范大学
硕士
中国现当代文学
黄轶
2023
中文
K25;B259.1
2023-08-29（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