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逮捕措施适用情况实证研究
文章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未成年人逮捕措施适用情况实践考察。从未成年人不捕率的走势来看，目前全国未成年人不捕率逐年升高，部分地区升幅明显。从对逮捕条件的审查来看，检察官对涉案未成年人社会危险性的评估要素包括是否认罪、同案犯是否在逃、是否赔偿（意愿）、是否造成严重后果、犯罪性质、是否具有管教条件等，其中最主要的评估要素为后三者；就径行逮捕而言，实践中并未因《刑事诉讼法》第280条规定的“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而否定对未成年人适用径行逮捕，检察人员将“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中的“可能”理解为法定刑；另外，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转化型逮捕人数占比较大，且逮捕原因基本均为“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故意实施新犯罪”。从捕后羁押情况来看，因“案-件比”评价指标考核，未成年人被捕后经历的诉讼环节已明显减少，但被捕后变更强制措施情况仍然罕见。从特殊制度运行情况来看，在审查逮捕阶段，法律援助律师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法律意见较少；合适成年人在场情况较好，但无人代为行使权利或提出意见；办案机关对较多涉罪未成年人未进行社会调查。 第二部分为未成年人逮捕措施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目前未成年人逮捕措施适用过程中主要存在四方面问题：首先，全国未成年人逮捕率仍然偏高，且地区差异大；其次，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过程中未贯彻“最后手段原则”，主要表现为一般逮捕社会危险性评估不足、径行逮捕有违比例原则；此外，羁押必要性审查虚置，“一押到底”问题未解决；最后，特殊制度形式化，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预期目标落空。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司法理念上，对逮捕的定位非“最后手段”，且检察人员未树立正当程序理念；在审前诉讼结构上，包括审查逮捕在内的审前程序过于封闭，且表现为强官方权力对弱公民权利的线性诉讼结构；在制度设计上，其一，立法上无独立未成年人逮捕条件，且司法解释对未成年人逮捕条件的细化规定充斥着对社会危险性的“推定”，其二，职权式羁押必要性审查模式缺乏运行动力，且审查后的建议缺乏强制力，其三，特殊制度设计粗糙，缺乏必要的细化规定；在配套措施上，羁押替代性措施约束力不足、社会观护体系不完善。 第三部分为完善未成年人逮捕措施的建议。首先，应引导办案人员转变司法理念，将逮捕视为“最后手段”，并在审查逮捕程序中贯彻“正当程序”理念，为此可以在相关司法解释等规范中规定“逮捕最后手段原则”，明确该原则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的应有之意，在司法实践中尽量发挥考核指标的指引功能，同时发布相关指导性案例，明确“最后手段”的界限，弥补原则之缺陷。其次，逐步改造审前诉讼结构，长远来看，需要对审查逮捕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构建“两造具备,师听五辞”的等腰三角结构，该三角结构顶点应为法官。囿于现实条件，现阶段可以适当破除审查逮捕程序的封闭性，确立捕后救济权，未来待条件成熟，再将审查逮捕权移交法院。复次，改进制度设计，对未成年人逮捕条件作出合理的限制性解释、构建权利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完善特殊制度。最后，健全配套措施，一方面创新对采取非羁押强制措施涉罪未成年人的监管方式，另一方面结合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建立分类观护基地，包括培训类基地、公益类基地、校园类基地等。
未成年人;逮捕措施;逮捕条件;羁押必要性;特殊制度
西南政法大学
硕士
诉讼法学
孙长永
2022
中文
D922.183
2022-08-12（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