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视角下的国民经济动员能力研究
近代中国历史深刻表明，无论是洋务运动的表浅“革器”，还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层“革制”，都未能彻底改变旧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迎来了新中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全民性的组织与最广泛的动员。这既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揭示出动员能力的重大意义，更是奠定了我国国民经济动员能力生成的逻辑和历史基础。在国民经济动员领域，经济动员能力是将经济动员潜力转化为国防经济实力的本领，并决定经济动员潜力这个“自在之物”所能转化和发挥的程度。但是，在人类社会“暴力制胜”与“物质崇拜”意识倾向的战争历史中，人们对经济动员潜力的重视远远高于经济动员能力。当前，国家安全形势、经济发展模式、国防军队改革及世界科技与军事革命的最新变化，都要求重视和重构经济动员能力。为此，本研究以新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以博弈论为基本工具，从集体行动的角度重新解释经济动员的本质，并理清经济动员能力生成的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为拓展与深化对经济动员能力的理解提供新视角，为重构经济动员能力提供理论依据。 经济动员的直接作用对象是国民经济各行各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经济动员的服务对象经历了从“国王的战争”到“国家的战争”的发展历史，经济动员的产出则由私人产品、俱乐部产品演变为纯公共产品，由此，国民经济动员本质上是一种参与者范围不断扩大的集体行动，经济动员能力便是一种集体行动能力，经济动员能力生成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否则，将产生严重的经济效率问题。由于引发集体行动困境的诱因复杂多样，尤其在我国经济动员能力生成过程中，还需要特别考虑社会制度、经济条件和人口等影响集体行动成败的主客观因素。经济动员集体行动符合“有条件合作”的基本假设，由经济动员的国家属性出发，建立经济动员能力生成的“领导者-追随者”理论分析框架，其中，“领导者”即担负组织职能的国家政府，“追随者”即广大民众。那么，基于该分析框架，有效实现经济动员能力生成，需要解决好两大问题。 一是处理好“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共容利益问题，实现对“领导者”的可置信约束。经济动员历史充分表明，共容利益是释放经济动员能力的基本前提，但当前市场逻辑的逐渐渗透、科学技术在经济动员中地位的上升、经济动员功能的不断拓展，分别从不同层面对传统形式的共容利益带来新的挑战。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诉求的机制和原理，完善产权制度则是应对这些挑战的根本措施。二是进行适当的制度安排，实现对“追随者”的有效激励和约束，如强制措施、选择性激励和基于“小集团理论”的行业动员制度。其中，强制措施是由经济动员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宏观制度能力，能够发挥“领导者”的比较优势，并在宏观层面实现对“追随者”无差别的激励和约束。选择性激励则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追随者”异质性的微观制度能力，符合激励相容原理，并实现对“追随者”赏罚分明的激励和约束。从行业层面实施动员则能避免大集团集体行动的难度，从中观层面增强经济动员能力的可实现性。博弈论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共容利益与适当的制度安排搭配使用，才能更好地克服经济动员集体行动的困境。 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动员史及其相关经验表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共容利益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产生了强大的经济动员能力。同时，中国共产党这个坚强“领导者”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也充分验证了“领导者-追随者”模型的适用性。由此，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优化和升级我国经济动员能力生成模式，既需要夯实“领导者”的治理根基，以更好地发挥信念管理和科层治理效能；也需要推动经济动员军民融合发展，以深化“领导者-追随者”的共容利益；还需要发挥信息技术的战略支撑作用，以提升制度安排的实施效率。
国民经济动员能力;集体行动;共容利益;选择性激励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博士
国防经济
曾立
2017
中文
F124
2020-04-22（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