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民间书法”的实用性与艺术性——以敦煌汉文文献为中心
书法是一种与实用联系十分紧密的艺术。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发现的4至11世纪的汉文写本多达4万件以上，可谓是包罗万象、蔚为大观，为研究被经典书法体系长期排斥在外的“民间书法”提供了大量的古代写本。本文以敦煌汉文文献为中心，旨在探讨唐代“民间书法”的实用性与艺术性。 第一章主要阐释唐代民间书法独特的功用内涵。敦煌所藏唐代汉文文献包括佛教写经类、儒家典藉类、官方文书类、道教符箓文字等，书写群体大致可分为书手（官方书手和民间书手）、僧尼、道士、学士郎、蒙童、信众等。除记录文字外，唐代的书法在宗教、谋生和科举方面所具有的实用内涵，已然渗透到上述各个群体，他们或源于宗教目的、或出于挣钱谋生、又或是对世俗名利的孜孜追求，无不以书法为实现的重要手段之一。尽管不同目的下的书法要求和书法质量有所参差，都无可否认书法在民间所扮演的实用角色。书法得以实现的物质生活保障和离苦得乐的精神寄托构成了唐代民间书法的独特的功用内涵。由此我们得以从这个特定的角度窥视到唐代整个社会的风貌。 第二章重在展现基于自身需求和现实条件发展而成的书法面貌。在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敦煌写卷展开分析，考察唐代民间书法的实用内涵的表现。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字体、书体样式丰富，面貌多姿，或是技法精湛的书法佳作，或是稚拙乃至丑陋的文字书迹，或是工整细致的文献抄写，又或是散漫随意的信手之笔，除书写能力造就的差异外，更多的埋藏着书写者对特定方面技法和规范的贴合与追求。抄经在经典的明文规定下要求楷书正样，但不论是官经生还是以此谋生的民间经生，“既工且速”是对其书写能力的核心要求，在此基础上自然体现出一定的流行书法风尚；出于虔诚之心的僧道除工整有余的写经外，以书修行，为书法注入内在的精神品行。楷书在唐代发展成熟，“法”度的原则借助科举制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确立，即所谓“楷书字体，皆得正样”。官方文书受到与此相关制度的考核、制约，书写面貌总体趋同于政府的文字政策，但保留了少许的个人书写特点。蒙童、学士郎在练习的过程中将此作为书写规范和标准。世俗文书则自由的多，书法所包含的对“美”的基本要求已然忽略。此外，敦煌文献中还存有一定数量、便捷为要的硬笔书法。以上书写者皆从与自身需求相一致的基点出发，由笔触跃然纸上，紧紧契合现实需要，并将这种需要无限放大，从而在多个领域中形成区别度很高的应用书体。 第三章由唐代民间书法的历史境遇出发，通过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关系考察古今的书法观。时过境迁，“民间书法”千百年来的遭遇，如过山车一般，时而被放置到最底层，甚至湮没无闻，时而又被追捧的炙手可热以至于价值连城。在专业圈子内，众多学者以“写经体”为关注点，将其在古代湮没无闻的原因大多归结为书写者的社会地位低下。除此以外，在儒家“书学小道”的文艺观下，唐代民间书法既缺少伦理教化、服务政权的功能，又缺少文人阶层所追求的表现思想情感、适情任性等内涵，因而始终处于被人漠视、遗忘的尴尬境地。上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丑书”流派，全然以艺术的眼光审视之，其“以丑为美”的创作理念和书法实践则是对书法的最根本实用功能即记录功能的忽视和解构。
唐代时期;敦煌汉文文献;民间书法;实用性;艺术性
河北师范大学
硕士
中国古代史
邢铁
2019
中文
J292.24
2019-07-11（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