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患者创伤后成长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综合运用量性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方法了解癌症患者创伤后成长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量性研究旨在了解晚期癌症患者创伤后成长的人口学现状特点,并深入探讨创伤后应激障碍、感恩与创伤后成长的关系；质性研究旨在建构癌症患者创伤后成长特点模型，同时探索癌症患者创伤后成长的促进因素。 方法： 于2015年6月—2015年9月在某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宁养院，以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所有登记并符合纳入标准的晚期癌症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最终完成问卷119份；采用目的性抽样的方法，对符合纳入标准的13名癌症患者进行半结构型质性访谈。 （1）晚期癌症患者创伤后成长量性研究采用自编人口学问卷、创伤后成长评定问卷（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PTGI）、创伤过后应激障碍筛查量表(The PTSD Cheeklist-Civilian Version, PCL-C)和感恩问卷（The Gratitude Questionnaire—6,GQ—6）对晚期癌症患者进行调查，进而了解晚期癌症患者创伤后成长的现状特点，及其它相关影响因素。 （2）癌症患者创伤后成长质性研究对符合纳入标准的13名癌症患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运用三级编码的方式进行编码，建构癌症患者创伤后成长的特点模型，探索癌症患者创伤后成长的促进因素。 结果： （1）晚期癌症患者创伤后成长量性研究①本研究中，调查问卷各维度的Cronbach’ sα系数的分布范围为0.708~0.928；各条目均与问卷总分显著正相关，分布范围为0.606~0.863；并且各调查问卷的整体拟合程度较高，这表明各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②晚期癌症患者的创伤后成长属于中上等水平，且在性别间（t=-0.910,p>0.05）差异不显著，在教育程度（F=3.293,p<0.05）、转移情况（t=-2.253,p<0.05）和对疾病了解程度间（F=5.582,p<0.01）差异显著；③119名晚期癌症患者中，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阳性症状的晚期癌症患者高达41名，占总人群的35.3％；晚期癌症患者感恩的得分为29.37±7.48，显著高于平均分，表明晚期癌症患者的感恩处于中等水平；同时，不同创伤后应激障碍分组（F=16.267,p<0.001）和不同感恩分组（F=43.674,p<0.001）的晚期癌症患者在创伤后成长上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④创伤后应激障碍与感恩的各维度均与创伤后成长的各维度得分及总分显著相关（p<0.01），并且PCL-C总分（t=-5.792,p<0.001）与感恩（t=7.431,p<0.001），能解释晚期癌症患者创伤后成长66.6%的变异；⑤对于晚期癌症患者，感恩在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创伤后成长之间具有明显的补偿效应（t=8.036,p<0.001），但其调节效应不显著（更改R2=0.002,更改p=0.389>0.05）。 （2）癌症患者创伤后成长质性研究①癌症患者创伤后成长特点模型主要包括三个维度：自我力量增强（把握疾病主动权和自我健康意识增强）、人际情感增强（共情之心、感激之情和仁慈之心）和欣赏生活（生命态度和死亡态度），其编码归类一致性为：0.724~0.835，信度系数为：0.594~0.630；②癌症患者创伤后成长促进因素主要包括两个维度：自身因素（积极品质和疾病认知）和外在因素（社会支持和既往经验），其编码归类一致性为：0.667~0.833，信度系数为：0.594~0.624。 结论： （1）晚期癌症患者普遍存在创伤后成长的现象，处于中上等水平，同时患者的教育程度、疾病的转移情况，以及对疾病的了解程度是影响晚期癌症患者创伤后成长的重要人口学因素； （2）感恩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同样是影响晚期癌症患者创伤后成长的重要因素，且感恩能够补偿创伤后应激障碍对创伤后成长之间的不利影响，但其调节效应不显著； （3）癌症患者创伤后成长具有自身所独有的特点； （4）自身因素（积极品质和疾病认知）和外在因素（社会支持和既往经验）能够促使癌症患者体验创伤后成长。
癌症患者;创伤后成长;应激障碍;社会支持;积极品质
山西医科大学
硕士
应用心理学
王志中
2016
中文
R749.5;R73-31
103
2017-06-16（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