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6346/j.cnki.37-1101/c.2020.03.11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观视阈下的“中华民族”百年学术建构史
梳理马克思、恩格斯散见于其德文、英文著作中的“民族”字眼,可以发现其民族观揭示了古代民族、现代民族两条形成路线,都经历了“部族”阶段,并且分别以建立古代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为各自发展的高级形态.这就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强调“现代”这一时代定位有了出入,从而为拓展其适用性提供了可能.无论是梁启超1905年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国家主义创造,还是顾颉刚1939年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论证,很多论述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观暗合.费孝通1939年运用“族团”(ethnic union)概念与顾颉刚进行商榷,难说构成民族对等意义上的学术对话,其1988年后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阐发,则更多是对斯大林民族定义中国化实践智慧的总结,但其核心概念“民族集团”的使用比较随意,也缺乏定性分析,这都源于其始终没有认识到乃师史禄国英文写作中运用的ethnos实际上是希腊语￡θνοs的拉丁转写.“中华民族”在梁启超、顾颉刚看来就是属于文化族类而非种族、氏族、部族的“汉族”或“汉人”.只有以马克思民族观为基本规范,才能解决政治学、民族史学科分割带来的认识局限问题,从历史的镜像看到清末民初民族关系结构变革的历史真相,进而建立“一族多线”的中华民族国家观.
马克思、斯大林、民族、民族集团、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重点课题“唯物史观与中国边疆理论研究”;“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020-08-03（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共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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