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再发现”:斯图亚特·霍尔的媒介批判理论的历史逻辑
文化、媒介和意识形态效果构成了斯图亚特·霍尔的媒介批判理论的关键词.1964年出版的《通俗艺术》一书奠基于英国文化主义传统,回应并介入到战后英国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辩论之中,开启了一种探究“媒介文化政治学”的批判方法.随着1960年代末爆发的各种社会运动以及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围绕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范式之争,霍尔选择采取一种更加切入到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之中的符号学结构主义方法,试图探究媒介、政治与深层结构化的传播问题,而1973年发表的《编码/解码》一文是霍尔接合符号学结构主义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并生成其媒介批判理论的经典文本,其要旨在于重新发现“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实践效果.霍尔的媒介批判理论是对195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社会危机和政治运动的直接回应与积极介入,这种理论生成的“复杂统一体”有力挑战了主流行为主义实证传播研究的“直接效果论”、“意义透明论”和“被动受众观”,重申了大众媒介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
斯图亚特·霍尔、《通俗艺术》、《编码/解码》、媒介批判、意识形态
2016-08-12（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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