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犯罪治理策略的定量研究
定量研究显示,配刑与宽宥对称设置的惩治模式以及不对称程度较低的惩治模式,均无法有效压制受贿冲动,难以取得对贿赂犯罪的良好抑制效果;容忍、放任贿赂的组织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受贿、行贿倾向的共同促成因素,对权力缺乏有效监督与限制是受贿倾向的特别促成因素;以行贿是受贿的"源头"为由,要求加重处罚行贿或者要求行贿与受贿"同罪同罚"的主张,与经验事实不符;不对称重罚受贿并且附条件大幅度宽宥行贿的设计,对贿赂犯罪具有最佳抑制效果.在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但不同等处理二者的同时,应积极展开"特别污点证人豁免"制度、企业合规激励机制的尝试与探索,以此疏通涉企业贿赂犯罪打击与治理、治标与治本的中间管道.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限制,改善营商环境,是治理贿赂犯罪最关键、最艰巨、最具决定意义的系统工程.
贿赂犯罪、受贿罪、行贿罪、企业合规、定量研究
D924.392;D63;F27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ZD198
2023-01-16（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共20页
151-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