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研究的多重困境以及突破的必要
在拙著《革命的可译性:郭沫若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The Translatability of Revolution:Guo Moruo and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ultur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8)的导论中,我曾总结过全面研究郭沫若时所注定面对的一些困难:第一,他一生的著述甚丰,所涉及的领域既多且广.《郭沫若全集》有“文学”“历史”“考古”三编,合计三十八卷之多,但学科中人都知道,它是“全集不全”的典型,因此后面才有《郭沫若佚文集》《郭沫若序跋集》《郭沫若书信选》的出版和“《郭沫若全集》补遗”等研究项目,而历史档案中所保留的更多文本——比如日记——还不能为人所窥见.可以说,郭沫若著作之浩繁,足以让研究者望而却步.第二,现有的《全集》和辑佚还不包括郭沫若的翻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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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5（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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