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考源学:退化的诗学
"在某个精确的瞬间, 剧变令电影退却, 终成艺术."这种富含感染力的幻想暗示着电影元历史学者的一次特殊任务.[1]
一、序言
如标题所述, 笔者的论述带有些许回顾性.不仅仅因为它们来自于过去二三十年我们对电影史和媒介考源学研究中所做的自我拷问和反思, 就作品而言, 意大利北部的三角地带, 波代诺内—博洛尼亚—乌迪内 (Pordenone-Bologna-Udine), 几乎已变得与五百年前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内亚的三角区 (FlorenceVenice-Genua) 同样重要.在每种情况下, 它带来的"文艺复兴"已经远远超越了地域的限制.就笔者自身而言, 除了从波代诺内和乌迪内得到的深刻启示, 同样需要感谢里昂纳多·夸雷西马 (Leonardo Quaresima) 和组织单位邀请其再次参加电影论坛.借用万达·斯特劳文 (Wanda Strauven) 演讲中的一句话, "在某种程度上, 我'潜入了我自己的历史';但为了让它有意义, 我必须简短地描述一下这段历史."作为一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铁杆影迷, 并参与20世纪70年代围绕着装置 (Dispositif) 的讨论, 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将自己的研究转向早期电影和电影前史, 而这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对通过巴黎进入伦敦的大规模理论缺乏历史特殊性, 及发现其在《银幕》 (Screen) 杂志中广泛的传播感到不满;在波代诺内关于早期电影的发现 (以及在电影选集资料馆周围纽约电影先锋派延伸出的回响);以及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的《词与物》 (The Order of Things) 和《知识考古学》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对笔者的无穷影响.在1988、1989年前后, 笔者在其编辑的《早期电影叙事空间构架》[2]的一个章节中提出了"电影历史作为媒介考源学"这一概念, 并且在1998年的《电影期货》 (Cinema Futures) 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3]其试图重新审视因录像机的问世所导致电视成为故事片的主要生产媒介之后——至少在欧洲是这样——电影发生了什么.笔者与其同仁还研究了画面与声音重要性的变换, 展示场地的日益扩展, 新的传输格式和发行平台, 以及银幕类型的增加, 并考虑到这些条件变化所带来的多样化观影体验.《电影期货》汇总了关于数字化开端的论文.彼时, 大家还没有明确认识到:数字媒介会带来剧烈的时代更迭;亦或仍是像一个电子产品那般, 延续由他人进行机械化图像制作, 而这当然已经是电视和视频非常行之有效的成熟的做法了.
2018-10-17（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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